马鹏起:见证包头稀土研究和稀土产业发展(上)

2018-12-14

马鹏起:见证包头稀土研究和稀土产业发展(上)



文章来源:包头党史

 

马鹏起  口述

于锦绣、张永平、武宇斌  整理 


马鹏起接受市委党史办采访时照片

【人物简介】

马鹏起,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36年10月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放射化工专业,同年被分配到包钢冶金研究所工作,1963年转入冶金工业部包头冶金研究所,主要从事稀土与铌的提取与分离工艺研究。历任湿法冶金研究室负责人,包头稀土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包头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中国稀土学会常务理事,湿法冶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88年被聘为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稀土专家组资源组组长。著有《稀土报告文集》。

 

从1927年我国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矿床(铁矿),1934年丁道衡的同学、著名矿物学家何作霖在分析白云鄂博的矿石时发现了稀土矿,到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稀土矿随着包钢的建设和白云鄂博矿的开发而被开采,再到2012年8月8日在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国际)论坛上,包头市被正式命名为“稀土之都”。“稀土”这个熟悉而又神秘的词成为了包头市的名片之一。今年4月份,市委党史办口述史料征访小组采访了包头稀土研究院原院长马鹏起同志,他为我们讲述了包头稀土研究和稀土产业的发展历程。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稀土

1959年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这标志着包钢投入了钢铁生产。随着包钢投产,大量矿石被采出,如何处理矿石中含有的大量稀土成为了当时的难题。当时中央领导们与全国的科学家早已对包头的稀土有所了解,大家都很关心“稀土怎么办”?因为当时人们都还不知道怎么开采、提取、利用稀土资源。大家忧虑“包钢的开采是否会破坏或浪费稀土”,所以对白云鄂博矿的开发有许多不同意见,有的人不同意开采,认为这样会造成稀土的浪费,得不偿失。

于是,在1963年4月15日,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冶金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前门饭店联合召开关于“包头市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议”(简称“第一次4·15会议”),专门讨论白云鄂博矿的开发方针。会议上产生了很大分歧,一些专家们认为“包钢应以稀土、稀有金属和铌为主进行开采”,另一部分人认为“包钢的钢铁迫切用于当时的国家建设,所以包钢应以钢铁为主进行开发”。与会专家们就先发展稀土还是先发展钢铁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终由中科院、科委、冶金部分别给党中央写了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1964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白云鄂博矿,了解到白云鄂博矿是共生矿,拥有丰富的资源,跟包钢的领导讲“你们要很好地利用此矿,把有用的东西都要利用起来。”意思是在发展钢铁的同时也要发展稀土,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1965年,《毛主席语录》中也提到了“综合利用很重要,要注意”“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这是对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出政治指示。同年4月15日在包头市召开了第二次关于“包头市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会议(简称“第二次4·15会议”),这次会议上,国家科委主任、冶金部部长都做了报告,会上确定了“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开发方针,包钢以此为指导方针投入了生产,以铁为主是因为钢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稀土的分离、提取还存在许多的技术性问题,稀土应加快以科研促开发,把稀土产业不断地建立起来。

 

成立稀土研究院

聂荣臻副总理讲“稀土那么重要,必须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来专门地研究包头稀土的开发及应用”。1961年10月,由国家科委、冶金部确立在包钢内部成立包钢冶金研究所,同年冶金部从北京四大研究院所(包括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北京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院)中抽调300多名科技人员到包头冶金研究所,这些人构成了包钢冶金研究所最早的科研力量主体。1963年冶金研究所正式的从包钢分离出来,由冶金部直属管理,更名为“冶金工业部包头冶金研究所”,在团结大街建立新址(1985年8月1日,经国家计委、冶金部批准,更名为“冶金工业部包头稀土研究院”;1992年6月11日,科研院所改制,包头稀土研究院进入包钢。以下1985年前称“冶金研究所”,1985年后称“稀土研究院”——编者),2005年搬迁至稀土高新区。

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培养稀土人才的基地,号称稀土界的“黄埔军校”,全国各地的稀土产业都有包头稀土研究院走出去的人才,而包头稀土研究院现在拥有的大部分人才是1960年以前的老工程师或是1961—1965年毕业的老大学生,这些老科技人员有比较高的政治觉悟。后辈们曾询问我:“你来的时候苦不苦啊?”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什么苦。”因为大家当时到包头,就一门心思地想把稀土研究出来,全身心放在了科研工作上。方毅副总理指出“我们一定要成为稀土大国,做到资源第一,生产第一,应用第一,出口第一。”所以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思想中没有苦的意识,再怎么苦都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中,如谢宏祖、徐来自、李培同志虽然都是身处艰苦环境,但依然思想积极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事业。大部分的同志一天到晚都是劲头十足,雄赳赳、气昂昂地搞科研,这一代技术人员都是本着一种为国家、为事业做贡献的思想。

1960年前来的老大学生有的工资是77元,1961—1966年大学生的工资是61—69元,中专学历只有50多元,1983年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才给调了工资,到1988年统计院里共800多人年均人年收入是3000多元,一个月不到300元。新的领导班子还给大家盖了新房子,当时统计的住房情况是:厅级干部平均住房面积是40.5平米,处级干部是31平米,工程师是24平米,还有好多没有房子的,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都没有表示苦。60年代每人每月定量27斤粮食,我曾在食堂见过一个同事,在吃饭前都要先喝两大碗开水,为了能填饱肚子。当时为了给科技人员补充营养,我们还有保健菜,甲等保健菜3.5角,乙等2.5角,每到中午会做一道保健菜(如炒鸡蛋、大葱炒羊肉),大家用保健票去领,这种状况放到现在是很多年轻人不可想象的。

稀土研究与稀土产业的起步

冶金研究所建立以后,以包钢及北京调来的人员为基础,从1962年至1965年,这四年连续地从全国各高校分配来近200多名大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使科研人才得到了聚集。刚成立后,我们就把包钢八宿舍改造成了实验室,直到1965年搬到新址。这一段时期我们专门研究包头稀土的开发、推广应用及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这也是当时上级给冶金研究所的任务,聂荣臻副总理要求我们首先研发稀土钢。因为当时外国封锁重要的原材料(如不锈钢、镍、铬等),这些都是我国军事工业所需的,而且包头还有一机厂、二机厂。国家科委就要求我们用稀土代替镍、铬,于是包钢704厂研发出第一个稀土产品叫稀土硅铁合金。把这个合金给了五二所和一机厂,由他们两家联合攻关,攻克了代替镍铬的稀土装甲钢。

包头冶金研究所还联合国内的一些科研院所对包头的稀土进行了一系列的科研攻关,如1965年在包头冶金研究所8861厂(稀土三厂)召开关于“稀土提取工艺的大会战”。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基本上形成了包头稀土科研力量的开发和手段,这为今后稀土的快速发展打下基础,是包头稀土研究和产业所进行的初级准备阶段。

 

方毅副总理七下包头抓攻关

因为包头稀土在前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有了人才队伍,随着改革开放,包头稀土的开发也加快了步伐,包头稀土产业得到了比较快速地发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后,方毅同志七下包头抓稀土技术攻关。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科学院院长方毅同志,所有的科研工作都是由他来管。我们国家有三大共生矿(即:包头白云鄂博的稀土矿、攀枝花的钒钛矿、金川的镍钴等贵金属矿),方毅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下力量,把我们国家的三大共生矿的技术攻克下来。”所以方毅同志在包头、金川、攀枝花连续8年,每年组织召开一次科技工作会议(方毅同志来包7次,有一年因健康原因没来),包头的会议每次都有100多家、200—300名代表参会。这个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科院、冶金部联合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把全国的有关稀土方面的科研力量都集中来了,大家每年来会议上领任务,明年会议时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这8年攻克了国外传统的稀土提取工艺技术,并有了自主研发。因为我们的矿比较特殊,我们研发出了一些适合包头稀土产业的技术,在提取稀土方面基本没有问题了。


上世纪80年代接待方毅副总理(左)视察

当时先进的检测仪器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方毅同志在稀土研究院看到我们的装备和检测仪器很落后,又了解到我们没没有外汇买设备,于是又专门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给我们批了6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析检测设备。方毅同志的到来为我们包头稀土产业的科技发展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文章来源:包头党史)


Powered by CloudDream